GDPR虽然强调了对域外数据的管辖，但仍是在维护本地主义前提下限制数据的流出，是一种防守型的政策导向。

[③] 这些规则都是笔者杜撰的，但是并不一定全都是虚假的，关于婚俗的研究，可参见[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七章订婚与结婚。[37] 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63]《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的专题研究即为创建和发展一套健全的中国宪政理论。逆向思考的过程将政治消解掉了，换言之，国家在这个研究路径中消失了。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使得这种政治因素不为人所见，乡村研究中，国家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不出场的虚君，社会调研中也不会去碰主权和政治的机制，似乎这些东西一旦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就会干扰了我们的纯粹性。[54] See Steven N. S. Cheung, 1972: The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n Children, and the Marriage Contrac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82, No. 326, pp.641-657. [55] 比如陈若英在利用法律经济学分析减排规则的时候，所可以考虑的因素只能是在经济学中已经被元素化的东西，参见陈若英：《感性与理性之间的选择——评气候变化正义和减排规则手段》，《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第121-130页。[48] See Coase, R. 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Vol. 3. [49] 参见凌斌：《法治的代价：法律经济学原理批判》，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如果说孟德斯鸠诉诸社会历史地理因素重构了法的精神的话，孔德的实证科学才真正将启蒙一代政治哲学家的基本假设推翻，赋予了社会以其独特的地位。[64]目前社科法学已经接受了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帮助，缺的正是这种想象力。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面临着思想上的中西左右之争的话，这种张力在法治领域表现最为明显

法治建设中的争议对传统的政法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是西方东渐并未改变政法传统的底色，无论是法学理论的进步，还是法治实践的推进，都丝毫离不开政法传统所确定的基本思维框架。党的领导与法律至上 无论是立法中的法律移植论还是本土资源论，还是司法过程中的专业化与大众化之争，最终都让我们需要正视如下现实：法律不是真空中的抽象逻辑，而是人民生活中的具体经验。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升级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首次专门以法治作为会议主题，勾画了法治建设的蓝图，使得法治成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 邵六益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

一句话，国家法更适合于城市的治理。未来中国的法治道路，不可能是简单地拥抱自由主义法学，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因素、社会主义法律传统中的平等因素，恰好可以弥补自由主义法学的不足。

另一方面，司法的功能得到强调，但是法院活动需要遵循司法消极、被动的预设，不管是审判中心主义还是员额制改革，已经改变了法院全能主义的意象。换句话说，执政党更为灵活自如地在各种司法手段中进行选取和整合，以回应更为复杂的社会需求。中国的现代化在空间上是多层次的，进而表现出时间上的多进程，重叠的现代化要求我们采纳更为多元的规则去治理国家。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改变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提法，而采纳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新提法，这意味着对过去国家法中心的法治建设道路的改变，由此形成了党规与国法的二元格局。

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在遭遇中国的阶层分化和社会分层时，简单的拥抱自由主义法学会带来结果上的不平等。围绕秋菊的困惑法学界对改革开放前20年的法律移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进而也解构了移植范式的内在正当性，使得本土资源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选择。2016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重新给出解答，法治和德治两者互相影响，缺一不可，这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抛弃了过去的以国家制定法为中心的思路，重新回到了法治多元主义进路，而不再局限于国家制定法。司法审判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法学界也越来越将关注点转移到法院身上。

在各种学术构建中，司法专业化话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司法专业化成为改革方向。如法治从国家延伸到政府、社会领域，形成法治的三位一体格局。

1995年《法官法》对法官任职条件作了大幅度的提升，要求新任法官必须取得相应的法学教育学历、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特别是十九大以来，法治理论成为新时代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回答了法治建设中的理念、制度和实践问题后，法治建设中的顶层设计渐次成型，在整合不同法治资源的基础上，政法传统在新时代得以重构，尤其是在当前语境中，法治的中国道路也越来越具有一种世界意义。

对法治的不同理解之间的张力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领域繁荣的学术争议，如本土资源、权利本位、法律文化论、法律移植论等所引发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大辩论。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全球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今天，中国的事业显然要背负更多的压力，但也为中国影响世界提供了更大的机遇。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南北的气候差异明显，东西的地理状况迥异，有多个经济文化圈。中国的法治建设借鉴了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资源，努力地将各种知识整合进中国特色的框架之中，构成了当下法学知识的基本要素。法治不仅是一种外在于执政党和国家之外的中性化规则手段，更是一种关涉到国家全局的框架体系和精神内核，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元素。中国法治的基本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这就在法治之外加上了一层规范体系，党的政策将国家的大政方针贯彻到法治的各个环节。

法治传统的整合与重构 掀开法治40年间各种争议的面纱，骨子里是对法治的两种理解进路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文以《中国法治建设 40 年:传统的转型与重构》为题，发表于《南风窗》2018年第22期。

如何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三个至上到最高人民法院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司法为民，再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政治要求，在法律实施效果的考量中更多关注普通老百姓。

党的十八大提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处理好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法治传统和改革开放后的自由主义法学传统的关系，既是法学知识重构的核心命题，也是完整理解共和国历史的关键。思考改革开放后的法学的知识转型问题，不仅关乎中国法学的未来，也关乎不同治理体系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讨论也具有了世界意义。

现代法律是一种适合陌生人的理性治理，却不能满足封闭的乡民的法律需求。一方面，我们对法律从业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如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于2018年开始推行，除了过去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外，公证员、仲裁员及政府部门中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也被纳入其中，法律专业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普遍趋势。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越来越少，但是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不同居民对生活的想象及其法律需求是不同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面临着思想上的中西左右之争的话，这种张力在法治领域表现最为明显。

立法只是法治建设的第一个环节，丰富的法治实施环节是社会大众更为熟悉的领域，也是引发更多学术讨论的领域。具体来说，这种共识性的顶层设计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理念上来看，确立了国家制定法、道德、党规党法多元并举的法治思路。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法官法》实施前的法官，必须要在2005年底之前完成相应的学历教育。近几年来，在法律精英化与大众化之间出现了综合之势。

在不同时期，司法政策会在专业化与大众化之间摇摆，近期的司法改革努力地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对司法专业化的强调，如推进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审判中心主义、构建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另一方面，司法改革也照顾到了中国现实社会的需求，如在强调法院审判的同时，强调枫桥经验的重要意义，以便回应不同群众的司法需求。在整合不同法治资源的基础上，政法传统在新时代得以重构，尤其是在当前语境中，法治的中国道路也越来越具有一种世界意义。

司法专业化与司法为民 40年来，中国社会逐渐迈向陌生人化，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日渐增多的各类纠纷更多涌向法院，而不再由熟人社会的社区、单位调解来处理。第二，从制度上来看，明确了司法权在国家治理中的显著地位，改变了过去过度依靠行政权进行管治的思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共产党增强了以法律手段治国理政的能力。然而，一刀切式的法律移植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法学界热烈讨论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成为质疑法律移植的经典范本。

在西方的各种法治资源中，成文制定法是最明显和最容易直接照搬的，国家法中心主义便是这种法治移植的附随结果。这与传统法治中的司法大众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国家治理越来越依赖法治的今天，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吸收西方法学的优秀成果，既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为世界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的可贵探索。然而，强调判决、抑制调解的后果是不对等的，真正可以在专业化的司法审判中获利的主要是有权势的当事人。

在近期的法律制度层面的改革中，国家对公安、法院设置的方向是不同的，一方面，以规范公安执法为契机，相关文件重新厘定公安的职权范围，重塑了公安执法权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法治思路破除了西方专业化的迷信，重新回归中国政法传统。